30年前，随着最后一个全身湿透的音乐迷离开迈克斯·亚斯古尔遍地泥泞的牧场，关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历史意义的争论就开始了。拥护者仍然把它称作一个为人类进步而奋斗的时代的光辉顶点，愤世嫉俗的人说它带有讽刺意味地结束了一个纯真的时代。还有一些人认为它归根结底不过是一次聚会而已。
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把45万多人吸引到了纽约苏利文县的一片牧场上。在四天的时间里，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反主流文化的迷你之国，在这里，思想开放、毒品泛滥，法律和爱情则“自由无拘”。8月15日，星期五，下午5点7分，音乐声响起，一直延续到8月18日星期一的早上。这个集会一度阻断了纽约州的高速公路，引发了美国最严重的交通阻塞。它也促使纽约州恰当地制订了一系列法律，以防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就像其他为数不多的历史事件一样，伍德斯托克已经成了文化词典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众所周知，水门事件是国家信心危机的代名词，滑铁卢战役代表着耻辱的失败，同样，伍德斯托克已经变成了一个描述年轻人享乐主义和60年代放纵态度的一个现成的形容词。贝塞尔镇的历史学家伯特·费尔德曼说：“我们在这里曾经拥有一个终生难觅的事件。狄更斯这样说过：‘它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它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复制的矛盾混合体。”
在1969年这个周末聚集在一起的人们中，有骗子，有恋人，有预言家，也有奸商。他们作爱、挣钱，同时创造了一段历史。艺术家阿诺德·斯科尔尼克设计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标志：鸽子和吉它。他这样描述说：“在这个国家里，有某种东西、某种情绪被触动了。所有人都不假思索地走到了这里。”
反主流文化的这次规模最大的盛会最终用去了240多万美元，而它的发起人只是四个背景各异的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们是：约翰·罗伯茨、乔尔·罗丝曼、阿蒂·科恩费尔德和迈克尔·朗。朗和科恩费尔德两人计划举办摇滚音乐会，还准备建一个录音棚。他们认为把它放在距曼哈顿一百多英里的伍德斯托克镇的森林最合适，因为这里符合反主流文化的回归原野的精神，并且，一个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音乐家的圣地，诸多音乐家居住在这里，例如鲍伯·迪伦、蒂姆·哈丁等。他们后来向罗伯茨和罗丝曼寻求资金的支持。四人一拍即合，组成了伍德斯托克有限公司，公司的名字取自伍德斯托克森林。
他们后来决定举办一个大型的音乐会，口号是“三天的和平和音乐”，以呼应当时的反越战气氛。经过一番挫折后，他们在苏利文县贝塞尔镇的白湖找到了理想的空地，即迈克斯·亚斯古尔家的牧场，音乐会的名字叫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年7月，全世界的人都在谈论人类登月的话题，而贝塞尔镇的人的注意力则放在了这个“伍德斯托克嬉皮士节”之上。有人赞成，也有许多人反对。“内尔·阿姆斯特朗迈出了人类的一大步，我们也将因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而为人类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他们不惜重金先后与吉米·亨得里克斯、琼·贝兹等人和几个摇滚乐队签约，并且安排了演出日程。对科恩费尔德来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不是一个建舞台、签约和卖门票的问题。对他来讲，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永远是一种精神的聚会，它代表着整整一代人。
星期四夜晚，飘散的大麻气味和嘈杂的脚步声充斥了整个小镇。越来越多的人蜂拥而至。第17B公路的汽车队伍排出了大约9英里。没有人关心能不能买到入场券，他们只是想来，大约20万人密密麻麻地涌动在场地周围。栅栏已经支持不住，有门票和没有门票的人们一起潮水般漫过所有的障碍。他们搭起一个个帐篷，席地而居，等待着音乐节的开始。由于食物不足，周围的居民纷纷捐赠食品。
星期五，预定的表演开始时间是下午4点，但是由于交通瘫痪，演员们都无法达到。直到4点，他们才从附近的空军基地租到一架直升飞机，但只能先运送一个节目，朗决定先让里希·黑文斯上台。为期三天的音乐盛会终于在1969年8月15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5点7分开始了。黑文斯一直坚持演唱了三个小时，当他正在演唱事先准备的最后一首歌曲“自由”时，一架军用直升飞机运来了增援人员，他才得以下台休息。
小镇上的历史学家伯特·费尔德曼突然成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的新闻检查官。他的任务是尽量避免前边的赤身裸体的观众出现在国家电视台的节目中，他站在镜头和观众之间，不断提醒他们遮住身体。“根据性别的不同，每个人都必须穿上一两件衣服。”他说。
由于其他节目还没有准备好，组织者知道自己必须尽量消磨时间，音乐的停止就意味着骚乱的开始。乔·麦克唐纳被推上舞台。接着是约翰·塞巴斯蒂安，他其实并不是被正式邀请的演员，他说自己仅仅是“困得连‘不’也说不出来而已。”他的舞台说唱乐就像一个嬉皮士在讲话，因为他一直吸食迷幻药品。但是观众仍然报以雷鸣般的喝彩。他告诉听众：“爱你周围的每个人，扫开你门前的一点垃圾。”
午夜，当锡塔尔琴演奏家拉维·山克演奏时，天上开始下雨。在之后的三个小时里，降雨量达到了五英寸，整个音乐节变成了一片泽国。将近五十万人在暴雨中的帐篷里躲避，他们在黑夜中亮起了烛光。
星期六，阳光终于在厚厚的云层上穿了一个洞。这一天的节目单上全是震耳欲聋的摇滚乐：“谁”乐队、杰菲逊·爱尔普兰、贾尼斯·乔普林、“充满感激的死亡”乐队、“密封的热量”乐队等等。组织者担心如果音乐声音越来越大，听众会不会狂野起来，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尽兴，几十万听众也可能会造成破坏。因为这是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听众：根据估计，当天早上有25万人。
泥巴已经有两英寸深，上面到处是烟头和破旧的衣服，睡袋上也糊满了泥水。一辆拖拉机从山那边开过来，拉着一个拖车，准备把移动厕所中的污物清走。它轰鸣着压上一堆垃圾和几个睡袋，但睡袋中还有一个17岁的男孩子。直升飞机紧急飞来时，他已经死了。
桑德森太太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帐篷医院。镇上的法官里斯也没有清闲日子。在1969年8月，他接收的案子是他以前18个月的工作量：177件案子。
星期日一大早，一个声音就在牧场上空飘荡：“一片药能使你变大，一片药能使你变小……”有人出去在篝火上吸食毒品。法官的土地上也彻夜不能安宁。早上5点半，他出去看个究竟，一个到处乱翻东西的长发男人一拳击在他的嘴上，法官倒在地上，昏迷了20到30分钟之后才醒过来。参加音乐节的嬉皮士们饥肠辘辘、迷失了方向，他们没有地方睡觉、没有地方休息。他们使用、倒卖毒品。但这种人是少数。当地的许多居民施舍饭菜给他们吃。大约有四十万人在这里吃早餐。
中午，太阳火辣辣地悬挂在贝塞尔镇上空，中暑成了最大的问题。一些音乐迷已经表现出了肺炎的症状，因为他们已经被雨淋湿了两天了。组织者想生火让他们烤干衣服，但是下午又下雨了。这一天的演员全是摇滚乐队和乐手，例如“乐队”乐队、乔·考克、“穿过”乐队等，还有乔尼·温特和吉米·亨得里克斯、“铁蝴蝶”乐队等。但是他们刚刚结束全国巡回演出，住在纽约，要求音乐节组织者派直升飞机接。但是没有直升飞机。最后他们决定取消这些人的节目。
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州警察估计有45万，还有人估计是70万。秩序更加混乱。下午，一辆摩托车上载着一个即将分娩的妇女风驰电掣地奔向一个旅馆。最后一个军方医疗队将她用直升飞机送走。下午五点，又一场暴风雨袭击了伍德斯托克。在一个村子里，当地的宗教组织发现一个年轻人钻进了教堂的地下室。他用煤气烧了一罐豆子吃，然后在桌子上留了钱。下午表演的乐手们乘直升飞机前来，完毕后又坐飞机离去。晚上，一个音乐迷在米德尔镇的霍顿纪念医院因吸食过量海洛因而死。
星期一，音乐节结束，人们各奔东西。“就像一场梦，”朗回忆说。音乐节的帐目一塌糊涂。他们卖出去了110万元的门票，但是却用去了60万元，另外还有其他的债务。这场高水准的反主流文化活动竟然总共用去了240万元。
罗丝曼和罗伯茨仍然是好朋友，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抱怨朗和科恩费尔德，特别是朗在音乐节过后一直把公众的注意力拉在自己身上。可是科恩费尔德认为到底是谁做的事情并不重要。“没有哪个人能够独自创造伍德斯托克：整整一代人创造了它。直到现在它还散发着魅力。”
许多人回忆说那是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一个演员说：“那时，作为演员，我们一直在镜头前面跳跃歌唱。这是我们生活中最伟大的时刻。所有人都融合在了一起。”两年后，当牧场主人迈克斯·亚斯古尔到以色列旅行时，他遇到了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恩。后者听说亚斯古尔来自贝塞尔镇，就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就在那里，是吗？”
在随后的十年里，伍德斯托克逐渐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中。到了70年代晚期，一些平民开始在每年8月举办3天的聚会来纪念这个日子。“非常寂静，最多有30个人参加”，一个名叫萨沃德的焊接工在1978年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他这样回忆道。1984年，他开始用铸铁和混凝土在原址树立一座纪念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纪念碑，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这个内容的纪念碑，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反主流文化者的圣地。游客们总是漫不经心地前来，呆上几分钟后就陆续离去。
伍德斯托克的价值仍然等待着人们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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